六十四

北华宾馆副楼虽然只有五层，但是有三面墙都是用茶色玻璃装满起来的，比起16层的主楼，它更显出一种雍容华贵的神态，仿佛漫步在古老庄园里那碎石砌就的甬道上的一个当家少妇，充满着悠游的自信和沉稳的矜持。杜海霞知道，自己最后的日子临头了。给她这个征兆的是，刚才顾三军打电话给她，他把宾馆都托付给了她；只说他在外头要“过一段”，但不肯说明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多长，他何时能回来重新担负起“宾馆经理”的责任。“总有人跟我们过不去……要跟我们搞资源再分配呀……”电话里他显得异常的沮丧，一点都不肯透露他现在到底在哪儿藏身。“他们或许还会从你身上打点儿主意的。老冯那儿，还要你多替他担待着点。”他突然挺动感情地说了这么一句，尔后不等杜海霞再追问，就挂断了电话。

不知为什么，杜海霞从认识这位“大公子”的那一天起，就挺可怜他的。她也曾像社会上大多数人一样，怀着一种特别忌讳、特别戒备的心态去对待这位拥有“衙内”身份的同龄人。他的确有一些“衙内”习气。典型的就是好色。但据冯祥龙说，实际情况并不能全怪他。“现在真有那么一类的女孩儿，特别‘贱’，就为一点蝇头小利，上赶着要跟他上床，满不凛，还以此为荣。”以后有了一点交往——交往之初，他也曾把她当成那一类女孩儿似的试探过，想跟她随便玩儿那么一两把。杜海霞按冯祥龙教给的方法和自己多年的经验，给他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后，他倒也不再对她死缠烂搅，有时“海妹子”、“海妹子”地浑叫几声，却再也不动手动脚了。往深处一接触，她才得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生活也是挺“禁锢”的。顾副书记当县委书记那会儿，他大概是在读小学。据说，顾副书记对他的管教也是相当严厉的，反复向他强调不能给“党和人民”丢脸。县城里的孩子早不穿带补钉的衣服了，我们的这位“三军同学”实实在在地还带着“补钉”过了两三年。父亲甚至都不许他跟同学争论——因为他必须要处处表现得十分谦虚。正因为这样，他得下了口吃的毛病：许多次想说，话都到了嘴边，又必须“这……这……这……地往下咽。许多次想说三句，但吞吞吐吐地最后只说出一句来。许多次想说出自己对问题的结论，但一想到父亲的教导，明确的思想就变成了哼哼哈哈的呻吟。15岁以前，他没有埋怨过。他觉得自己应该如此。他活得拘谨、低调。有两次同学们选他当中队长，他父亲一个电话打到学校，说，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让他当”干部“。那一晚上，他实实在在地哭了许久许久……但父亲执意在他身边修筑的”堤坝“又怎么能挡得住一个以一社会”的形式和声势席卷而来的一浪潮“呢？况且，父亲的这”堤坝“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坚固性，尚有很大的探讨余地。16岁那年，这建筑在沙基上的”堤坝“终于在一个很偶然的夜晚，开始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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