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领导人坐专列，路过延津。领导人来延津这天，我正好随姥娘进城。到了一九六○年，我所以能活下来，当然一方面是孬舅的一团生面。但生面有，并不是每天都有；日常活下，主要是靠我老姥娘碗底下的豆糁。这期间，我曾随姥娘进过几趟延津城，去寻找在破烂厂抻布条的母亲。其中还在城里住过一段。住这一段，三人的主要活法是：一、母亲五更天去破烂厂上班，路上有煤车路过，常有炭块落下，母亲将炭块捡起，挖坑埋了；晚上下班时，再刨出带回家；二、姥娘采柳叶蒸成菜团子，在大街上出卖；三、姥娘给一董姓人家挑水，桶到井里，不会摆翻，一过路人教一办法，将一砖头绑在桶襻一端，桶到井底，会自动翻转；挑一担水，董家给一个铜板。就这样，祖孙三人活下。领导人坐专列路过延津这天，我又随姥娘进城。当时我仅两岁，只听见车轮“嘁嘁咔咔”响，不知道车上坐的是谁。姥娘也不知。这天延津正在第七批批量死人。前些批死的，后些批的，新鲜的尸体，陈旧的尸体，横七竖八，已摆满了原野。我跟姥娘这次进城，没有在城里住下，四十华里路程，上午去，下午回。据姥娘说，上午去时，见人们在路上走着走着，就躺倒在路边休息，用草帽把脸盖上。姥娘背着我，我趴在姥娘肩上，姥娘对躺倒的人说：

“大哥，别在地上躺，地上凉。”

等下午回来，一片片的人，草帽盖着脸，仍在路边躺。姥娘上前揭开一个草帽，人已死了。再揭一个草帽，人又死了。姥娘摘不完，把我从肩上放下，让我帮着她摘。祖孙俩摘草帽摘到夕阳西下，草帽撂起来有打谷场那么大，那么多，前边仍是一望无际的草帽。我年仅两岁，像望着一片永远割不完的一望无际的麦田一样，嘴里间无师自通地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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