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战犯的国际法庭上，我姨妈孟书娟认为她见到的那个面目全非、背影如旧的女子就是赵玉墨。孟书娟给当时在美国的法比·阿多那多写了封信，告诉他赵玉墨还活着。法比的外祖母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去世的，给孤儿法比留下了一点房产，法比去美国是为了变卖它。我姨妈在信里告诉法比，赵玉墨如何否认自己是赵玉墨，法比的回信一个月之后到达，他说也许赵玉墨只能成为另一个人才能活下去。

随着日军在南京屠城，强奸的事件渐渐被揭示，渐渐显出它的规模，我姨妈对赵玉墨的追寻更是锲而不舍。她认为她自己的一生都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七天改变了。她告诉我，离开教堂之后，她和同学们发现常常冒出窑姐们的口头婵，或冒出她们唱的小调，那些肮兮兮的充满活力的小调居然被学生们学过来了，全是下意识的。偶然争吵起来，她们也不再是曾经的女孩，变得粗野，个个不饶人，你嘴脏我比你还脏，一旦破了忌讳，她们觉得原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男人女人不就那一桩事？谁还不拉不撤？到了想解恨的时候，没有语言比窑姐们的语言解恨了。那之后的几个月，法比·阿多那多费了天大的劲，也没能彻底把她们还原成原先的唱诗班女孩。

我姨妈跟我说到此，笑了笑：“法比哪里会晓得，那对我们是一次大解放，我们从这些被卖为奴的低贱女人身上，学到了解放自己。”

在我二十九岁那年，我姨妈孟书娟完成了她对十三个秦淮河女人下落的调查。

赵玉墨是十三个女人中唯一活下来的，也是她证实了那次日本中高层军官如何分享了她和另外十二个“女学生”。其中有两个企图用牛排刀反抗（从威尔逊教堂餐厅里带走的牛排刀），但反抗未遂，当场被杀害。其余十一个女人在日本军官享用够了后，又被发放到刚刚建立的慰安所，两三年内，相继死去，有的是试图逃亡时被击毙的，有的是染病而死，个别的自杀了。赵玉墨的幸存大概应该归于她出众的相貌和格调，享受她的都是中下层军官，因此对她的把守渐渐放松，使她终于逃跑成功。大概她是在做了四年慰安妇之后逃出来的，至于她为什么要整容，我姨妈一直找不到答案，我也找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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