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假结束的时候金色的大地不再是金色的了，它换了一副面孔，变成了平整崭新的绿。麦子一棵也没有了，它们被庄稼人一把一把地割下来，一颗一颗地脱粒下来，晒干了，交给了国家。庄稼人不知道“国家”在哪里，“国家”是什么。但是他们知道，“国家”是一个存在，一个指定的、很大的，无所不在的、却又是与生俱来的存在。这个存在是什么样子呢？庄稼人就想像不出来了。它带有传说与口头传播的神秘色彩，也就是说，它是在嘴里，至少，是在部分人的嘴里。但是有一点庄稼人是可以肯定的，“国家”是一个终点，是麦子、

稻谷、黄豆、菜籽、棉花和玉米的终点。粮食运到哪里，那个地方就是国家。相对于王家庄来说，公社就是国家；而相对于公社来说，县委又成了国家。总之，“国家”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它是由距离构成的，同时又包含了一种递进的关系，也就是“上面”和“下面”的关系。“国家”在上面，在期待。它不仅期待麦子，它同样期待着大米。所以，麦收之后，庄稼人把原先的金灿灿变成了现在的绿油油。就在同一块土地上，庄稼人又用自己的双手把秧苗一棵一棵地插下去，到了夏至的前后，中稻差不多插完了，而梅雨季节也就来临了。十分准时。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巧合，其实不是。是庄稼人在千百年的劳作当中总结出来的，是庄稼人的选择，暗含着一代又一代庄稼人的大智慧。在庄稼人一代又一代的劳作中，他们懂得了天，同样也懂得了地。就在天与地的关系中间，庄稼人求得了生存。通过他们的智慧，天与地变得像左臂和右膀一般协调，磨豆腐一样，硬是把日子给磨出来了。当然，是给“国家”磨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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