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那天，也是冬天，我在阳明山竹子湖一带走路，同行的人随口问了一句：“你一生里最好的朋友是谁？”还在沉吟，又说：“不许想的，凭直觉说，快讲——”讲了，是父亲母亲姐姐小弟还有我的丈夫。

“那他呢？难道他不算？”当然问他罗，他们是好同学。

我拿了根干树枝拍拍的打过一排又一排芦花，一面跑一面口里呜呜的学风叫，并不回答。

他当然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打过他，用刷头发的梳子，重重一掌下去，小钢钉在面颊上钉成小洞洞，过了好几秒钟，才慢慢渗出数十个血珠子来。那一回，他没有哭，我还要再打，是夹在中间死命拉扯的母亲发着抖流泪。那一年，我十九岁，他十七。

后来，没有几天，又在街上看见他，台北桃源街的牛肉面馆外边。他低头在踩摩托车，口里叼着一支烟，身后跟着一个穿迷你裙的女孩。还记得，他们上车而去的时候，那套西装在夜风里飘出来的是一块大红的衬里，女孩的手，环在腰上，那么意气飞扬的招摇过市。他没有看见我，那个手里拎着一袋书，看到他就站住了脚的人。

我回家后并没有对母亲说什么，那几年，母亲稍一紧张就会极轻微的摇摆她的脖子，那种不自觉的反应，看了使人心酸。我深信，她的这种毛病，是因为女儿长年的不肯上学和阴沉的个性造成的。在家里，我总是攻击人，伤害性的那种打法。尤其看不惯只上学而不真读书的人。当年的他，就是那个死相，他假上学真跷课，只对自己花钱，对人不友爱，而且自高自大语气轻浮。

想了一下在街上看见他的那副样子，把一本自己批注的《水浒传》送到小弟的房间里去。那时候，小弟初二了，正是我当年批注这本书的年纪，我们一同看书，小弟也开始批写，批上一段，上学校去的时候，我就拿起来看。跟小弟，也没有说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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