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惯性既会产生防范麻木,也会产生防范失度。本文要讲的案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最近在魏肇权先生谈历年窃案的一本著作中首次披露,很有趣味。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位于山东、河北交界处的一个军事禁区里发生了重大盗窃案,盗窃者潜入苏联军事技术专家伊哈诺娃住的房间,不仅偷去了首饰和照相机,而且还撕走了绝密笔记本上的两页正在研制的重要军事设备资料。案件引起了北京军区和国家公安部的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侦查人员,而且规定必须每两个小时向北京最高层报告一次侦查情况。因为显而易见,这只能是潜伏在军事禁区里面的国际间谍所为。但是,紧锣密鼓地查了几天,没有什么进展。
焦虑的公安部长突然想到了"北方名探"鲁奉节。鲁奉节的祖上数代都担任"捕快头目",自己到英国学过现代刑侦技术,在不同时代侦破过大量刑事案件,但此时正陷入一个不小的政治麻烦之中,差一点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名探毕竟是名探,他以一个尴尬的身份来到案发地之后,花四个小时听案情介绍,花三个小时看材料,然后又找那位失窃的苏联专家谈了谈,当天晚上十时就召集会议宣布他的判断: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偷盗案件,没有任何军事谍报性质。
大惑不解的人们当然要问他那两页绝密笔记失窃的原因,他说:笔记本还有三十页与失窃的两页同等重要的资料,为什么不把整个笔记本偷走?除非是笔记本太重,但偷走的照相机比笔记本重十倍。因此撕走那两页只是出于一种临时性的需要。究竟是什么需要呢?他在排除了其它各种可能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只能是小偷突然内急,充当了手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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