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城当年有五个门：东西南北门和一个小西门。小西门是个没有城楼没有瓮城的单纯门洞，不及东西南北门堂皇。小西门连着一条名叫提法寺的街。提法寺街虽然也是青石子铺路，也有店铺，但比东西南北门连着的东西南北街上的店铺要稀少，直到临近市中心的钟鼓楼时，店铺才逐渐稠密起来，店铺和店铺之间还夹杂着住家小门。住家男女从门里出入着，似维系着这城市的生气。

当年，我们从小西门进B城。堂皇的正门留了攻城有功的正规部队，后勤机关和未的党政机关干部入城时，则显出了有分寸的谦让。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走在地方党委剧社的序列里，我们衣帽整齐，挎着腰鼓，在提法寺街的青石路面上跳着虎步。也许就是因了这腰鼓队，提法寺街上看热闹的人照样踊跃，临近钟鼓楼时，甚至把我们拥戴得寸步难行了。第二天，入城式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我们的位置也很显赫。照片上有我和我的腰鼓，有我身后的街市和一些举胳膊欢笑的人脸。很久，我才从这张已变成旧报纸的旧照片上，发现了冯掌柜和他的妻子冯太太。

其实我并不是腰鼓队的正式队员，我的正式职务是剧社服装股的股长，做着演出服装的筹划（借和还）、管理。在根据地演出，能借得一台大戏的服装是要花些力气和口舌的。股长并没有进入领导层次，尚属一般干部。剧社除服装股，尚有化妆、装置、灯光各股。各股根据需要，人员数额不等。服装股两人，我是专职，还有一名常跑群众的女演员是兼职。

B城解放前夕，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剧社各部门都学腰鼓。我打腰鼓很快打到中上水平，教练说我胳膊甩得开，腿抬得高，符合打腰鼓的基本要领。当我在提法寺街跳着虎步时，竟能发现队友们腿脚上的毛病了。我一面红头涨脸地前进，一面东张西望，忙里偷闲地研究队友们的腿脚身段，还研究着B城的风土人情。B城人的穿着乍看和乡村没什么两样，细看那些缝制精细的布衣却很是有别于乡下的粗针大线。我从B城人的穿着上猜测着他们的职业，也许这和我的职业有关。剧社委我股长时，领导就我，由于业务的需要，我必须学会观察生活（当然偏重于服饰）。于是我锻炼得能从相距十几里的两个村落中发现人们穿着上的不同。现在想来当年我是多么大可不必，其实不用说是相距十里八里的两个村落，就是相邻的两县、两省，百姓的穿着难道会有多大区别么？然而那时，我却总是意识到我职业的神圣。现在我发现，同是B城人，同是布衣，店铺伙计都高挽着干净的袖口；再普通些的劳动者，不干净的袖口都遮着手。同是穿旗袍的年轻女子，袖子短宽者大约是女学生；袖子偏瘦且齐腕者大约是少出家门的闺中淑女。那天我一路走着、跳着，记住了许多种服装款式，许多张笑着的脸。在诸多笑脸里，有两张脸格外清晰，便是冯掌柜和冯太太。我记住了他们的脸，还记住了悬在他们头上的那块“新丽成衣局”的招牌。那招牌三尺长短，竖挂着，招牌下飘着一块褪色许久的大红洋布。后来我曾多次从那块缀着红洋布的招牌下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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