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晓秋回到上海，有大约两年的时间没有工作。此时，街道里弄里屯积了一批这样的青年，叫作“待分配”。大多是几届以来，因身体情况允许不下乡的毕业生，也有少许像郁晓秋这样病退回沪的。他们都不会预测到，几年以后，病退的政策将普遍实施，形成知识青年回城的大潮。而现时现刻，人们都异常的羡妒郁晓秋，认为她母亲颇有法道。郁晓秋的母亲在结束靠边站的状况以后，几乎没有隔夜地，悉数取出解冻存款，分作三份，两份各存入两个大孩子的名下，第三份尽数用于调郁晓秋回沪。她很知道世事的不可靠，冻结时没有大怨艾，解冻了亦没有大欢喜，就是知道要动作快，及早化为实效，谁知道下一日会如何?反正有工资呢!她向来能伸能缩，每人每月十二元能过，如今恢复原工资一月一百多元也是尽数用完。所以，她还是说新社会好，倘还是在旧社会，像她这样姿色已退的老艺人，怕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如今，即便在牛棚里隔离，她也还是有保障。他们剧团里，有几个历史问题严重的，吃了官司，坐监牢了，知道他们怎么说?吃人民政府饭去了。不就是有保障的意思?她每月工资留下烟钱，上班的车钱，洗澡理发钱，其余统统交给郁晓秋开销家用。大的女儿已经工作，她也不要她交饭钱，一则因为郁晓秋无饭钱可交，二也向大的宣布，到出嫁时，就不再给陪嫁了。生活又回到原先那样，郁晓秋当家，不过手头宽裕了许多，不比那时按人头发放的生活费。可她并不敢大手大脚，每月都会剩余一些钱，还给母亲。母亲有时收下，有时却让她添一件衣服。这样，她就有了私房钱。她的私房钱，主要花在给何民伟寄包裹。何民伟其实不缺，但这一寄一收都有着无限的安慰，缓解着两地的思念。他们已经很要好，但竟还是没拉过手，也幸好这样，没有肉体的欲念，相思就不是顶苦，还有些甜蜜。一封信，一个邮包，就给了彼此很大的满足。甚至有一次，何民伟还给郁晓秋打过来一个长途电话。公用电话间的跛脚青年，在临街窗下喊郁晓秋的名字，说是江西来的长途，没有挂掉，要她立即去接。她几乎是哆嗦着腿脚，连滚带滑下了楼梯，奔出后弄，再奔到邻近弄口的公用电话间。一把抓起电话，可电话里尽是嗞嗞嚓嚓的杂音。她这边大声喊“喂”，那边也是在喊“喂”，真好像隔了有千山万水。他们没有说上一句话，可彼此晓得是对方。这一刻相当酸楚，郁晓秋是掉着眼泪回家的。可是想到何民伟远远地想着她，又是起心底快乐。后来，从何民伟信里才知道，他们是到县里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就去邮局里要了个长途，等了一个小时，方才接上，还只能“喂喂”的，他们那地方，很“山”很“山”。何民伟就将名词用作形容词，描绘那里连绵不尽的山形地貌。郁晓秋回信问他，怎么知道她家的公用电话号码?何民伟在下封信里回答，她家其实与他家共用一个公用电话，号码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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