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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归属——写在《花儿与少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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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生活十二年而不会开车,对许多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喜欢乘公共汽车和地铁,挤在三教九流里观察他们的衣着、举止,“窃听”他们的谈话。旧金山市内有一趟公共汽丰纵穿唐人街,乘客百分之八十是华人,我可以从他们的装束、神情,偶尔一两句和司机的对话,大致判断出他们是新移民还是唐人街老街坊,他们的职业或经济状况。乘公共汽车的人多数贫穷,往往有残疾者和精神病人。一次我听一位精神病人独白,竟听到不少可以为之喝彩的句子。美国的生活自由、独立是没错的,但人和人之间的隔绝非常可怕,我想正是这隔绝要对越来越多的独白狂们(如我在公共汽车上遇见的那位)负责。我还会去挑起一场闲聊,走运的时候可以浮光掠影地获得一点他人生活的印象。

我有一些女朋友是闲聊好手,会把她们熟人的、或者熟人的熟人的故事讲给我听。渐渐这使成了我的习惯,只要这些女朋友打电话来,我就戴上耳机(这样可以空出两只手,该切菜还切菜,该熨衣还熨衣),听她们柳上一个来钟头。我不少短篇小说是从这儿得到启示的。尤其是细节,若有一两个极其独特和传神的,就使我的想象蠢蠢欲动起来。

成花儿与少年》是这类貌似胡址的谈天的结果。当然百分之九十是我的想象。原始素材中的一些人物启发了我对“Displaccmcnt”一词的思考。“Displaccmcnt”意为“迁移”,时于我们这种大龄留学生和生命成熟后出国的人,“迁移”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和感情上的。纳博科夫十九岁离开俄国之后,从来没有拥有过一处房产。因为没有一座房屋感觉上像他少年时的家园。既然没有一处能完成他感情上的“家”的概念,没有一处能真正给他归属感,他便是处处的归而不属了。因此纳博科夫的一生,除了租房就是住旅店,似乎把没有选择的流亡变成了有选择的“自我流放”,使无所归属的不适(甚至痛苦)反过来营养他的感情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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