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六十年代，对我来说没什么可抱憾，也没什么值得庆幸的，严格地来说这是我父母的选择。假如我早出生十年，我会和我姐姐一样上山下乡，在一个本来与己毫不相干的农村度过青春年华，假如我晚生十年，我会对毛主席语录、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名词茫然不解，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所有的历史都可以从历史书本中去学习，个人在历史中常常是没有注解的，能够为自己作注解的常常是你本人、不管你是哪一个年代出生的人。历史总是能恰如其分地湮没个人的人生经历，当然包括你的出生年月。

生于六十年代，意昧着我逃脱了许多政治运动的劫难，而对劫难又有一些模糊而奇异的记忆。那时还是孩子，孩子对外部世界是从来不做道德评判的，他们对暴力的兴趣一半出于当时教育的引导，一半是出于天性，我记得上小学时听说中学里的大哥哥大姐姐让一个女教师爬到由桌子椅子堆成的“山”上，然后他们从底下抽掉桌子，女教师就从山顶上滚落在地上。我没有亲眼见到那残酷的一幕，但是我认识那个女教师，后来我上中学时经常看见她，我要说的是这张脸我一直不能忘怀，因为脸上的一些黑紫色的沉积的疤瘢经过这么多年仍然留在了她的脸上。我要说我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姬们中间许多人是有作恶的记录的，可以从诸多方面为他们的恶行开脱，但记录就是记录，它已经不能抹去。我作为一个旁观的孩子，没有人可以给我定罪，包括我自己，这是我作为一个六三年出生人比他们轻松比他们坦荡的原因之一，也是我比那些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七十年代人复杂一些世故一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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