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在4月底出版了。奥威尔对这本书寄予了厚望，甚至3个月后他还信心百倍，估计出版的册数将达3000。一些评论为之鼓噪（《工人日报》上还发表了一篇猛烈抨击的言论），但是尽管如此，这次却是彻底的失败。到年底，只卖出了700册。直到他病逝，该书也没再版。来自法国奥威尔的崇拜者戴夫特夫人的法语译本直到1955年才得以出版。令人稍感安慰的是，销书不畅与这本书的好坏没多大干系。西班牙的这场冲突已进行了近2年了，关于战争的书籍也汗牛充栋。而且，政治观点的战壕也泾渭分明地反映在各派系的评论中，让人感到极为荒唐。在书出版后的一周里，奥威尔就写信给《时代自由论丛》与《听众》，抱怨它们的误导宣传。他暗示说，《时代自由论丛》的评论者只是把这本书用作诋毁阿拉贡前线西班牙的预备役部队的工具。《听众》的百分之八十的篇幅都在重申：统一工党是法西斯第五纵队。奥威尔在这场纷争中赢了，评论家菲利普·乔丹遭到了编辑的公开的斥责，但奥威尔对这种故意的无礼还是感到愤怒。

奥威尔因病离群索居，心情沮丧，他自信甚至可以这么说他在自我欺骗，以为自己的病正在好转。四月末他在信中向杰弗里·戈尔诉说，他还在怀疑自己是否有病。当然，在普雷斯顿·霍尔他的体重有所增加，在他写给杰弗里·戈尔信之前，他的体重达到了163磅，但相对于他的个头来说，他也算是太瘦了，瘦得让人感到痛苦。他的身体状况如此糟糕，疾病在他的生活中反复发作，那么在病恹恹的躯体下的精神状态又是怎样呢？尽管手绢染有他吐出的鲜血，尽管救护车五次三番把他拉到医院，但奥威尔是不是觉得医生如此谨慎是没有必要的呢？他是不是像劳伦斯一样自己骗自己呢？无论如何，奥威尔的心底对自己的健康有一种淡泊的心态，一种超出肉体的冷漠，隐隐约约透露出非尘世的味道。后来他对链霉素的治疗的描述充满了科学的气息，充满了怪诞。对于朋友们来说，他可能一直是乐观向上的，但6月初他才被允下床。但开始仅仅限于一天一小时，后来才增加到3个小时。5月初，他告诉杰克·康芒，他预计再在医院里待一、两个月就可出院了。但实际上，他却在普雷斯顿·霍尔医院呆了整整一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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