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的那次出游，第二天下午在我和芙颂再次见面时我们又重新回忆了一遍。然后我们忘记一切长久地接吻、做爱。一阵弥漫着椴树花香的春风从窗纱和窗帘的缝隙吹进来，让她那蜜色的肌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紧闭的双眼，像在大海里拼命抱着救生圈的人那样搂抱我的样子让我眩晕，我无法去思考自己经历的事情所包含的更深内涵。为了不过多地陷入罪恶的情感和怀疑以及孕育和培养爱情的那个危险地带，我明白自己应该走到男人中去。

和芙颂又约会了三次后，星期六上午，哥哥打电话来要我和他一起去看费内尔巴赫切和吉雷松体育的球赛，他说费内尔巴赫切很有可能在下午的比赛里夺冠，我去了。看到道尔马巴赫切体育场在二十年后除了名字被改成伊诺努[1]穆斯塔法?伊斯麦特?伊诺努（Mustafa

I?smet

I?no¨nu¨，1884—1973），土耳其军事家、政治家和土耳其第二任总统（1938—1950年在位）。[1]并没别的太多变化我很高兴。还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像在欧洲那样尝试在场地里种草。但是因为只在场地的边上剩下了一些绿草，于是球场就像一个只在太阳穴和后脑勺留下少许头发的谢顶男人。那些花钱坐在有号码的看台上的观众，就像在二十年前1950年代中期那样，当那些大汗淋漓的球员，特别是一些无名的后卫球员跑到边线上时，会像决斗场看台上的罗马贵族那样辱骂他们（快跑呀，没血的“二尾子们”），坐在开放看台上的那些由失业者、穷人和学生组成的狂暴观众，则用一种能够让别人听见自己的愤怒和声音的乐趣与希望，异口同声、有节奏地骂着类似的脏话。就像第二天报纸的体育专栏上说的那样，比赛毫无悬念，当费内尔巴赫切不断地将球踢进球门时，我发现自己也和所有人一样站起来狂呼乱叫。在这种节日和团结的气氛里，在那些既在球场里，又在看台上不停亲吻互祝胜利的男人们当中，有一种把我心里的罪恶感隐藏起来、把我的恐惧转变成骄傲的东西。但是在球赛过程中那些安静的时刻，在三万人同时听到球员将球踢进球门时，我把目光转向了看台后面的海峡和一艘正从道尔马巴赫切皇宫前经过的苏联船只上，我在想芙颂。她在对我并不熟知的情况下选择我，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给我的做法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的眼前不停地闪现出她细长的脖颈、她特有的肚脐、她眼中有时同时出现的怀疑和真诚、躺在床上看着我时眼神里那忧伤的诚实和我们的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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