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九六〇年，您加入了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安保批判之会”，还参与创建“年轻的日本之会”。在《严肃地走钢丝》和《持续的志向》这两部随笔集里，您反复表明自己反对安保条约的决心，例如在“政治想象力和杀人者的想象力”这篇文章里的这一段表述：“比如在一篇小说里，无论展开多么荒唐无稽的空想，正处于该创作之中的那位作家的意识，是扎根于作家那进退两难的现实生活中而进行的sedépasser①的作业。也就是说，作为作家，所谓行使想象力，并不是完成一个梦幻。相反，这种想象力根植于一种生活方式之中，这种生活方式关乎日本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关乎重重包围着这一切并不容分说地侵蚀而入的那个世界的所有现实，而作家自身则在不断掘进，并如此这般地超越现实中的自我。”

好像是什么了不起的文体（笑），似乎在说非常确信的事情。如果让刚才说到的“战后派”那些文学者看到，他们或许会觉得这是充满孩子气的文章。在东京大学的法国文学专业，我写了以萨特的想象力和创见之思考为主题的毕业论文并毕了业，然而，同时也感到萨特的想象力与自己写小说时所考虑的想象力却是大相径庭。临近毕业时，我阅读了加斯东·巴什拉②的作品，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所谓想象力，就是对自己所认识和了解的事物进行改变和变形的能力，此即为想象力，文学以及现实中的一切活动皆由此而肇始。”我读了始于上述基本构图的巴什拉，便考虑将想象力的模仿对象由萨特转至巴什拉一方，也就是在考虑所谓“转向”，并在笔记以及卡片上开始作相关记录。与此同时，也在一直思考萨特长期以来从事的工作——他原本是观念性的学者——是被如何运用到政治活动中去的。我想观察并学习之，这种想法在我的头脑里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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