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故乡”这个词，它在罗马尼亚被两种人占有着。一类是村里的施瓦本波尔卡男人和道德专家，另一类是政府的机关干部。村庄故乡是德意志狂的，国家故乡属于无主见和盲目恐惧。两种故乡概念都是偏狭的、惧外（国人）的和傲慢的，四处嗅着背叛的气息。二者都需要敌人，做出的判断笼统、敌意、最终有效，即便错了也不屑于更改。我第一本书出版后，村里人在街上遇见我，会朝我脸上吐唾沫，从此我不敢再回村子了；给我九十岁的外公刮了几十年胡子的理发师宣称，以后再也不伺候他了；社员们不再和我母亲同坐一辆拖拉机或马车，他们在辽阔的玉米地里用孤立惩罚她，只为她有个可耻的女儿。母亲和女儿，因为不同的原因陷入同样的孤独。母亲进城来找我，她不想对我抱怨，但我从她的眼泪中听出了明明白白的谴责：“别再给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写点别的。你以后是不用回村了，但我还得在那里生活呀。”政府把我带走审问时，村里的警察把母亲在办公室整整关了一天。我不为家人的劝说所动，我不能让别人左右我该写什么，该说什么，让我收回我对他们和政府说的哪怕一个字，我都做不到。我做的事从不对他们说，他们也不问，本希望不要把家人牵扯进来，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明白这些。但在村子和政府的株连政策下，他们也被牵连进来。我欠家人很多，但又无力改变现状。如果说这就是我的故乡，那只是因为我会说这个地方的语言。然而，正因为我会他们的语言，我们之间永远没有共同语言。在最短的一句话里，我们要说的内容已经大相径庭。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乔治·塞姆朗（JorgeSemprun）的一句话上，这句话出自他的《弗德里克·桑切斯（FedericoSanchez）的告别》。塞姆朗曾被关在集中营，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移民到这块陌生的国土，塞姆朗说：“并非语言即家园，家园是被说出者。”这说明他了解人们内心需要与表达的内容有最起码的认同，以便归属它们。在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他的母语之所承载与他的生命格格不入，这时的西语怎能成为他的故乡？塞姆朗的“家园即被说出者”在思考，而不是在卖弄有关故乡生存的最悲惨细节。有多少人依然会因为一句话锒铛入狱，又有多少人从未在他们的母语中找到家园。萨沙洛夫被囚禁在家中的时候，他在俄语中还能找到家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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