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日本媒体报道大江健三郎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正在东京作学术访问，一般日本市民都普遍觉得突然，纷纷抢购大江的作品，以一睹平时没有注目的这位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的文采。

回国后，国内文坛也就大江健三郎获奖一事议论沸腾。大多觉得突然，主要话题自然是大江得此殊荣是偶然还是必然？日本作家为什么两次获此世界大奖？我还听到一种议论，似乎大江乃至１９６８年度川端康成获此奖，主要是客观因素所决定。甚至以为是诺贝尔文学奖对非西方文学的一种恩赐。《南京周末报》记者袁亦同志特地就这些问题，电话采访了编者。读者提出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因为过去我们日本文学工作者努力不够，翻译介绍大江文学作品确实是太少太少，大家不太了解。

但是，在日本文学家、文学史家和评论家的“批评眼”里，大江健三郎早已是日本战后文学史的重要人物。最早肯定大江文学成就的川端康成认为：“大江是具有异常才能的作家。”权威的《战后日本文学史》用肯定的文字指出：“大江健三郎的出现，在战后文学史上，的确是一件大事。”“大江健三郎塑造了独特的形象，创造了独特的文体，终于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旗手。”由此可见，大江早已在当今日本文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我们不能否认大江乃至其他非西方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存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他们获奖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观的、内在的文学因素。首先，从诺贝尔文学奖发展的历史来看，自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６５年以来，获此奖的西方作家６０人，占获奖者总人数的９８．４％，而亚非拉获奖者仅印度诗圣泰戈尔１人，只占１．６％。这固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但我们客观分析的时候，也不能忽视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学处在上升期，并且日益发达。相反，亚非拉文学，包括有着悠久传统的东方文学，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主要是西方对它们推行殖民主义的原因，致使它们的文化和文学渐渐失去应有的光泽。但是，随着亚非拉民族的觉醒，经济文化的发展，它们的文化和文学肯定会再度辉煌。正如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所预言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中将再领风骚。”文学发展的历程也是如此。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９４年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共３０人，其中西方作家２０人，占６６．７％；亚非拉作家１０人，占３３．３％。亚非拉作家获奖的比例有了明显的提高，反映了在世界范围内亚非拉文学的自觉和提高，开始改变长期以来文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这是亚非拉作家在他们国家和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并非诺贝尔文学奖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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