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书，从个人的事情入笔，或许不够妥当。可是这里所收集的有关广岛的所有的随笔，对我个人来说也好，对始终与我一起从事这项工作的编辑安江良介先生来说也好，都是深深触动我们各自的灵魂的。所以，我很想把１９５３年夏我们两人一起初次去广岛旅行时的个人经历记录下来。当时，从我这方面说，我的第一个儿子正处于濒死状态，整天躺在玻璃箱子里，简直毫无康复的希望；而安江先生，则恰值他头一个女儿去世。加之，我俩共同的一位朋友，因整日潜心于《世界最终爆发核战争的情景》专题研究而惶恐不已，竟在巴黎自缢身死。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彼此彻底征服了对方，还是向着盛夏的广岛出发了。像那样精疲力竭、忧郁沉闷的旅行，我还从未经历过。

到了广岛，开了几天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们更加疲惫不堪，心头的忧郁也更加沉重了。正如第一章所描写的，这实在是一次充满苦涩和困难的大会。当初，大会能否开成，实际上还是个疑问；一俟大会开幕，又只不过是个分裂的大会。我们怀着暗淡凄凉的心情，身上沾满汗水和尘土，叹息着，陷入沉默，在被大会动员起来的非常虔诚的人群周围徒然地奔走。

但是，过了一周之后，当我们准备离开广岛时，我们发现了能将自己从忧郁的深渊中拉上来的绳索，而且，这条绳索就紧紧握在我们手中；简捷点说，是我们遇到了真正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们。

那些似乎真正的“广岛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直接地给了我勇气；反过来，我也品尝到了因儿子置身于玻璃箱中而深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种子和颓废之根，被从深处剜了出来的痛楚。而且，我开始希望以广岛和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来检验我自己内心的硬度。我是在战后的民主主义时代接受的中等教育，在大学里以法国现代文学为中心，学了语言学和文学，而且，我作为刚刚从事写作的小说家，就在日本和美国的战后文学的影响下活动。我是一个个人历史如此短暂的人。我希望把自己理应具有的独特的感觉、道德观念和思想，全都放到单一的“广岛”这把锉刀上，通过“广岛”这个透镜去重新加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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