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把我抛离了我熟悉的那种旧生活方式，但在战争结束后那段很不寻常的日子里，我几乎完全把它忘了。

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谁都不可能忘却一件事。你记得十三年前排水沟里的一块桔子皮，还有在火车站候车室瞟过一眼的托基彩色海报。但我说的是另外一种记忆。我多少记得下宾非尔德的老生活方式，我记得我的鱼竿和豆料的气味，还有我妈坐在褐色茶壶后面，红腹灰雀杰基和市场上的马槽。但在我脑子里，所有那些都不再是活生生的，而是遥远的，跟我已经了断，我从来没想到过有一天我可能盼望再回到那里。

那是段很不寻常的日子，就是紧接着战后的那几年，它几乎比战争本身还要不寻常，即使人们现在对战争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尽管形式很不一样，但那种不再相信任何事的感觉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强烈。上百万人突然被踢出部队，并发现他们为之战斗过的国家并不需要他们，劳合·乔治和他那一帮人还在勉力维持尚存的幻想。一队队退伍军人走来走去劈里啪啦捡箱子，蒙着面纱的女人在大街上卖唱，穿着军官短上衣的伙计在演奏手摇风琴。在英国，好像每个人都在折腾着找工作，也包括我，但是我比多数人都要幸运一点。我得到了一小笔受伤补贴，再加上战争最后一年里我存的钱（我没多少花钱机会），离开部队时，我有笔不少于三百五十镑的钱。想想自己当初的反应，我觉得很有点意思。那时的我，手里有足够的钱可以去干我原定长大后要做的事，也是我梦想好多年的事——开铺子。我有足够的资本，如果花些时间，多加注意，我就能碰到以三百五十镑当本钱的很不错的生意可做。但是，相信我吧，我从来没动过那念头。我不仅没采取任何行动准备开铺子，而且实际上直到几年后的一九二五年左右，我才第一次想到当初我也许可以那样干。其中的事实在于，我已经脱离了开铺子、经营铺子的轨道，这就是战争对个人的影响，它曾把我变成了一个假冒的上等人，并一直想着总会有办法挣点钱。如果你在一九一九年时建议我开铺子——就算是间烟草兼糖果铺，或者在偏僻的村子里开间杂货铺——我都只会一笑置之。我扛过带星的肩章，我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同时，我不像别的退伍军官一样，有着余生尽可以喝粉红色杜松子酒度日的幻想，而在这些人中间，这种想法相当流行。我知道我一定得找份工作，至于工作，当然会是在“商界”——只是什么样的工作还不知道。不过会是高层的，重要的，有汽车，有电话，可能的话，再来个长着自来卷发的女秘书。战时最后一年左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那种幻觉。当过商店巡视员的伙计想像自己当上旅行推销员，当过旅行推销员的伙计则想像自己当上董事经理。那就是军队生活对人的影响，扛过带星肩章、带过支票薄、称晚饭为正餐的种种对人们的影响。同时，还有种流行的想法——无论当兵的，还是当军官的都是如此——那就是离开部队后，会有工作等着我们去做，而且薪水不会低于部队里的。当然，那种想法没流行起来的话，什么仗也打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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