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正准备在世田谷市民大学讲演的讲演稿。主办单位指定的讲演内容是这样的：希望我把三年前在小樽召开的全北海道残疾儿童福利大会上讲的话继续讲下去。上次大会的讲演记录，业已以“为了和不可能‘亲切’相待的人斗争下去”为题出版发行了。于是我就把该文章重新读了一遍，考虑如何接着往下讲。（该文载《核之大火与“人的”呼声》一书，岩波书店出版。）

正如“残疾儿和我”这一恰如其分的副标题所示，我在有残疾儿的父母们面前，讲了自己和生下来就头部缺损的儿子共同生活的经验。而且，我谈的问题重点在于，眼前似乎即将面临破坏整个世界的核威胁时代之下，同残疾儿共同生活的经验。

现在的核状况，深刻的程度更严重了。凡是以世界的今天与明天的视野看待日常的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果与此相联系回头看看·单·个家庭——也就是巨大的核威胁之下一个市民的家庭——无非是每天无可避免的老问题，即：拖着一身残疾的儿子如何成长，以及同他的发育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而屡屡出现的新困难，再加上如何战胜这些困难等等。因此，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涌现继续上次讲演的想法。

继续，这种说法总是浮现于我心头的话，中野重治战后写的第一部小说《五勺酒》中的一节里就有：“从什么写起好呢？写也写不完，说也说不尽的样子。结尾处打算加上‘此项待续’，然而如果忘记而漏掉，也请权当有它而读下去。”我也权作“此项待续”开始我的话题，但是我以为“此项待续”的话已将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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