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车走的时候，埃德加说，田野离开了大地，从村庄一路旋转着到了城市。玉米还是绿油油的，拂着扇子。我心想，是家里的园子拉长了，追着火车在跑。火车开得很慢很慢。

对我而言，旅途显得漫长而遥远，我说。向日葵没了叶子，黑的茎秆儿隔开了视线。葵花子那么黑，乘客看倦了。跟我同车厢的人全都昏昏欲睡。一个女人抱着一只灰鹅。她睡着了，鹅在她怀中还嘎嘎叫唤了一会儿。然后它把脖子往翅膀上一搁，也睡了。

森林一直挡着车窗，库尔特说，蓦地看见一线天光，我就想，那上面是一条河。森林把整个地区都抹掉了。这跟我父亲的脑筋差不多。告别的时候，他喝得醉醺醺的，以为他儿子要上战场呢。他边笑边拍着我母亲的肩膀说：我们的孩子现在就要上前线。母亲一听这话就大叫起来。叫着叫着又开始哭泣。怎么可以醉成这个样子呢，她嚷道。不过，她之所以哭，是因为她相信他说的话。

父亲在我和他之间推着一辆自行车，格奥尔格说。我自己提着箱子。火车出站时，我看见父亲傍着自行车走回城里去。一条长线，一条短线。

我父亲很迷信，我母亲老给他缝制绿色的夹克。谁要是回避绿色，森林就埋葬谁，他说。他的保护色不是来自动物界，库尔特说，它来自战争。

我父亲，格奥尔格说，带着自行车去火车站，这样，去的路上就不必紧挨着我走，回家的路上也不至于手里空落落的，感觉踽踽独行的滋味。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的母亲都是裁缝。她们的生活内容就是跟亚麻布、衬里、剪刀、针线、纽扣和熨斗打交道。当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聊起他们母亲的疾病时，我觉得像是熨斗的蒸气将她们身上的什么给化软了。她们身体内部落下了病：埃德加的母亲是胆，库尔特的母亲是胃，格奥尔格的母亲是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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