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我婆婆说，“当他在查理大学读书的时候，读了四年就对他的法律专业不感兴趣了。德国人像有谁请他们似的来到这里，占领了捷克、布拉格，关闭了大学。我儿子可高兴哪，学校关门，他就有理由说没法把法律读完了，因为那些德国鬼子占领了大学，不让他把大学读完，因此没能在毕业之后到哪里去当个法律学家什么的，而开始在公证员先生那里当个抄抄写写的文书，然后又到铁路合作社当个文书，同其他会计一起造账表，活儿干完之后便只是坐在那里，两眼望着窗外，手里拿着一枝铅笔，学会了整整一个小时都作好准备，只要合作社主任突然一跑进来，只等他一转动门把手，我儿子便开始写数字，因此他们对他很满意，因为他装成很勤快的样子；他甚至还善于拿着铅笔，对着桌子上的文件睡一觉，下午打个盹儿，但是只要有人转动门把手，他便立即装作在写数字，可他还是没兴趣。后来便跟铁轨打交道去了，专门捣鼓从波希昌尼到宁城这一段铁轨枕木的道碴，去一趟，回来一趟。

这是他的黄金时代。呆在外面他觉得美得很，在大自然里美得很，跟工人在一起谈天说地也美得很，成天搬枕木换枕木、用石块捣鼓枕木下的道碴，把十字接头处弄弄平，痛痛快快地嘹望这田野，这松林，这草场上的森林，一直可以看到萨扎瓦河边的小山冈或上面闪烁着洛乌切尼塔尖的小山，朝西可看到赛米茨卡·胡尔卡以及白色的普舍洛夫斯卡·胡尔卡。我儿子为他这份工作感到很骄傲，也不再弹钢琴了，他甚至还为此感到高兴呢。一方面是德国人关闭了大学，另一方面是这把镐、这份重活使他的手长了老茧，指头磨得很粗糙而没法弹钢琴了。于是他说，都是这些德国人的罪过，使得他不得不去捣鼓枕木的道碴。可是实际上啊!他才巴不得这样哩。因为他想弹的又弹不了，正在弹的他又没兴趣，于是就成了纳粹主义的可怜虫和牺牲品。可我儿子自认为是最了不起的，因为他每隔两个星期可以坐一次脚踏轨道车到附近的火车站去。他和另一名工人坐在两部联在一起的脚踏车上蹬着，在他们前面那把椅子上手腿伸直地躺着那位足足有一百公斤重的养护铁路线的领工员，他专心注意，还用身体细听铁轨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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