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的几周，我一直在巴塞罗那，那里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情绪——猜疑、恐惧、半信半疑和遮遮掩掩的仇恨。五月战斗留下了无法根除的影响。毫无疑问，随着卡巴列罗政府的垮台，西班牙共产党绝对掌握了政权，内部秩序的控制权也移交给共产党的部长们，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们都会打击竞争对手，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自己无法想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一种持久的模糊的危机感，我意识到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哪怕你几乎与这场阴谋不沾边，这种氛围也会迫使你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同谋。你仿佛整天待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小声讲话，时刻担心邻桌的人是不是警察局密探。

由于受到出版审查制度的影响，各种可怕的谣言流传开来。有一种说法是：涅格林-普列托政府打算对战争采取妥协态度。当时，我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法西斯分子离毕尔巴鄂越来越近，而政府显然没有采取任何挽救措施。镇上到处悬挂着巴斯克旗帜，姑娘们在咖啡馆里叮当作响地摆弄着化妆盒，广播里照例广播“英勇保卫者”的事迹。但巴斯克并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援助。这让人觉得政府在玩弄两面派手法。后来的事件证明我的这些想法全都错了，但如果再展示出哪怕一点力量的话，毕尔巴鄂完全可能被挽救。哪怕在阿拉贡前线只发动一次进攻，即使是失败了，也能迫使佛朗哥转移部分军队，但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直到为时已晚——事实上，直到毕尔巴鄂陷落都没有开始进攻。全国劳工联盟散发大量传单：“小心提防！”，暗示“某个政党”（意指共产党）正秘密策划军事政变。人们也普遍担心加泰罗尼亚将受到攻击。此前，当我们重返恰时，我看到人们正在前线后面修筑几十英里长的坚固防线，并在巴塞罗那各地开挖新的防弹掩体。巴塞罗那经常担心空中和海上袭击，警报更多的时候是误报，但每当警报拉响，全城灯火都要熄灭数小时，胆小的人就会躲进地下室。警察密探遍布各地。监狱里一直人满为患，既有因五月战斗而抓进来的，也有其他人——当然，总是有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忠实支持者——被三三两两地送进监狱，然后一直待在那儿，通常不得与外界联系。鲍勃?斯迈利仍旧被关在巴伦西亚的监狱里，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不管现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还是负责此事的律师，都不准见他。国际纵队的外国人和其他一些民兵正在被大批地关进监狱。他们通常被当作逃兵抓起来。一般情况下，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民兵究竟是志愿者还是正规军。几个月前，在部队里服役的民兵被当作志愿者，他们任何时候想离开都能拿到遣散证明。现在，政府好象已经改变了主意，声称民兵是正规军，如果他想回家，那么他就是逃兵。但即使此事，也没人有十足的把握。在前线的一些地方，当局仍在签发遣散证明。在前线，这些证明有时被认可，有时不被认可，如果不被认可，你立刻就会被投进监狱。后来，监狱里的外国“逃兵”人数狂增到数百人，但一旦他们自己的国家提出抗议，他们大多会被遣送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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