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代末的某天清晨——阿布杜勒哈米德展开他为期三十年的“专制统治”后不久——一名二十五岁的记者坐在巴比阿里小报《幸福报》的报社桌前。忽然间门倏地打开，一个戴红毡帽的高个子男人，身穿红色厚呢料衣袖的“某种军装”，大步跨入室内，他看了年轻记者一眼，喊道：“过来！”年轻记者诚惶诚恐地站起身来。“戴上你的毡帽!走吧！”记者跟着穿军装的男人坐上等在门口的马车，一同离去。他们默默地过加拉塔桥。才走一半，容貌俊美的年轻记者鼓起勇气问他们上哪儿去，然后静候答案。

“去见巴司玛贝因席（苏丹的首席秘书）!他们叫我立刻带你去！”年轻记者在宫廷接待室待了一段时间后，坐在大桌前胡子花白的男人愤怒地看了他一眼。“过来！”这男人叫道。他面前摊着一份《幸福报》。他怒冲冲地指着报纸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年轻记者不懂问题何在，男人于是喊了起来：

“叛徒!忘恩负义!我们该把你的头扔进臼里，捣成肉酱！”

虽然怕得半死，记者还是注意到惹麻烦的是一位已故诗人的诗。诗中的叠句是“春天是否永远不来?春天是否永远不来？”他想解释，便说:“阁下……”

“他还不肯闭嘴……去站在门口！”苏丹的首席秘书说道。记者站在外面浑身颤抖了十五分钟，再次被领进里面。但年轻人每回尝试开口说明他不是诗的作者，便再一次遭受愤怒的抨击。

“自大狂!畜生!混账!无耻之徒!妈的!都去死吧！”

当年轻记者领会到他不能发言，便鼓足勇气，拿出口袋里的印章，放在桌上。苏丹的首席秘书读了印章上的名字，立即明白这是一场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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