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度假，”他告诉弗朗茨，“一个月左右，或者还要多呆些时候。”

“这有什么不行呢，迪克？原来我们就说好的——去多少时间由你来定。要是你和尼科尔——”

“我不想同尼科尔一起去。我要一个人走。最近发生的事真让人受不了——我要一天能睡上两个小时，倒是灰温利的奇迹了。”

“你倒真想过潇洒的日子了。”

“应该说是‘外出’，你瞧：如果我去柏林参加精神病学会议，你能保持现状吗？这三个月她很正常，她也喜欢她的护士。我的老天，在这个世界上我只能求助于你了。”

弗朗茨嘟哝了一声，拿不准自己能否不负信任，始终关心合伙人的利益。

一星期后，在苏黎世迪克坐车去机场，搭班机去慕尼黑。飞机起飞，轰鸣着进入一片蓝天。他觉得肢体有些麻木，意识到自己是何等疲惫。一阵巨大的难以抗拒的宁静向他袭来，于是，他将疾病留给了病人，轰鸣声留给了发动机，航向留给了飞行员。他原本不打算去参加这样一个分组会议——他很了解这类会议。散发布洛伊勒和老福雷尔新出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更适宜在家里读。会上还要宣读一个美国人的论文，他采用拔患者的牙齿或烙他们的扁桃体来治疗痴呆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见解还得到吹捧，原因就在于，美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另一些来自美国的与会代表——如红头发的施瓦茨，他有一张虔诚的面孔，有足够的耐心来往于两个世界。还有十几个面貌猥琐、唯利是图的精神病学家，他们来参加会议，一方面是要抬高他们的声望，以便在可耻的行医中捞取更多的好处，另一方面则是想猎取一些新的奇谈怪论，好掺进他们兜售的货色中，把所有的价值搅得混乱不堪。也许还有愤世嫉俗的拉美人，及来自维也纳的弗洛伊德的门徒。他们当中唯有伟大的荣格有可能做到思路清晰，持论公允，见解不凡。他既从事人类学研究，又关注学童恐惧症的诊治。大会开幕后，多半是美国代表团首先登台亮相，从形式和礼仪上看，活像一群“扶轮社”①成员。随后是组织严密、充满活力的欧洲代表，他们勇敢善战。最后美国人会使出杀手锏，宣布给大会赠送丰厚的礼品，给新的企业和训练学校以慷慨的资助。在这些美国人面前，欧洲人脸色难看，快快地走开了。不过他不愿到场目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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