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自己的故乡籍贯，不认识任何堂表亲戚，甚至不记得父母的音容相貌。我只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当我刚刚三岁，他才五岁的时候，母亲把我们俩遗弃在纽约的一家孤儿院外面，从此杳无音信。对于这一切，我从来只字不提，别说告诉科里、佐顿和戴安妮了，甚至和我在世界上唯一最亲的人——我的哥哥在一起时，也绝对闭口不谈。

我不愿意谈它的主要原因是它听起来催人泪下，而身临其境的我们在当时却不觉得它有那么悲惨。孤儿院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那里的教学制度完善，院长精明能干，直到我和阿迪离开时，这里给我们的感觉都是良好的。就在哥哥18岁那年在外面找到了工作和住房后，我从孤儿院跑出去投奔他。几个月后，我又离开了哥哥，谎报年龄参了军，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事隔16年后，我在维加斯向科里、佐顿、戴安妮绘声绘色地描述那场硝烟弥漫的战争以及我在战后这么多年来的生活。

战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报名参加了新成立的社会研究学校里的写作班。当时人人都希望成为作家，就好像20年后人人都梦想当电影制片商一样。

我在军队时是孤家寡人，到了学校却交际颇广，并且认识了我未来的妻子。那时候，由于除了已成家的哥哥，我没有任何亲戚，所以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泡在学校的饭堂里。我嫌一个人呆在那所位于哥洛夫街的宿舍实在太寂寞，每隔不久，就说服一个女孩子和我同居几个星期。有趣的是我很走运，几乎每次都能成功。我在学校里交的朋友都是享受政府津贴的退伍兵，大家的经历类似，趣味相投，只有一样分歧就是他们对文学生活很感兴趣，而我则不屑一顾，因为我想当作家是由于自己经常被那些惊险离奇的故事魂牵梦萦，这些千奇百怪的故事使我跟世界脱离了，把我从人群中孤立起来。我发觉自己读的书比任何人都多，甚至比那些攻读英语博士学位的人还多。虽然我偶尔会花点时间赌博，那只不过是因为我当时无所事事，在靠近第十大街东边的地方发现了一本教人赌球的书。我依照这本赌球经书的指点，按图索骥一般地把橄榄球、篮球、棒球……等各种球类都赌过之后，觉得索然寡味，马上又回到了我的读书写作上来。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并开始写一部有关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在短篇小说创作学习班里，我碰到了后来嫁给了我的妻子——她是一位娇小的爱尔兰加苏格兰裔的女孩子，胸部丰满，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对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当时她正在很有礼貌很小心但措辞很激烈地评论着别人的作品。她无法评论我是因为我刚到这个班，还未来得及交上自己的小说。她跟着朗读了一篇自己的作品，我听后大吃一惊——这篇小说写得精彩动人，讲的是一个爱尔兰酒鬼舅舅的故事。小说读完后，全班同学为爱尔兰人爱喝酒这个观念大喝倒彩。她漂亮的脸蛋顿时显得因受到了伤害而惊慌失措，接着她据理力争了很久才得到答辩的机会。只见她站起来，用悦耳动听的声音出人意料地平静地说：“我在爱尔兰人中长大，他们全都嗜酒如命。”然后她转过脸去冲着她的老师问：“先生，您说这话对不对？”她的这位老师名叫梅乐尼，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尔兰人，那天碰巧他又喝醉了，只不过班里的其他同学没有察觉而已。这位梅乐尼先生庄重地靠在椅背上，自豪地回答：“我不知道，我本人是斯堪的那维亚人！”全班同学都忍不住哄堂大笑，可怜的维乐丽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对这些醉醺醺的呓语莫名其妙，愣在了那里张口结舌。我情不自禁站起来为她辩护，因为这篇小说的确写得很好，但是同时，我的本能也告诉了我：她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作家，因为她和班里的绝大部分同学一样，虽然富于天赋，却不能像我和其他极少数的几个人那样精力充沛，坚韧不拔地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对于我们几个人来说，写作是生活中唯一真正愿意去干的事情，而她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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