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像在乌拉尔的五年流放那样，那么经常地梦到吃饭。”那个男人说。他是在二战期间没有加入党卫队的少数罗马尼亚德国人之一，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45年因对希特勒的癫狂犯有“集体过错”而被流放到苏联。三分之二的流放者死去了。或饿死或冻死，或饿死或冻死。

“肠胃越是空空，梦中的板油和面包就越是大。”他说。“我在梦中吃得撑得要命，醒来时却饿得发抖。”

“流放营地有警卫看守，围有铁丝网，周围什么都没有。”他说。“村子里有人死了，他们会派人来。我们会获准进村去挖坟。由于在我们周围天天都要埋葬饿死的和冻死的人，因此挖坟已经是一门熟练的手艺了，尽管土地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死亡在营地里太寻常了，寻常得就如同白天和黑夜，就如同脱衣服和穿衣服。同情心在雪地里：我们脱下死者的衣服，自己穿上，然后让雪覆盖住死者。”

“埋完死者后会有一顿死亡盛宴，我们有东西吃，”男人说，“我们吃，体内能装进多少就吃多少，甚至还要多，再说俄罗斯人自己也没有多少可吃的，”他说，“有一次我吃得太多了，饭都停在了舌头下面。回营地前，寡妇把死者的大衣送给了我。这是我的万幸，”他说，“在到达营地之前，路把我绕懵了，雪也把我下懵了：我要吐。我还从来没有像这次那么伤心过，我宁愿把我的心吐出来，也不愿把刚吃下肚的好东西吐出来。我哭了，因为我的胃允许我哭，因为它看不起我的工作和饥饿，因为它不给我施舍吃的东西，尽管我已经只剩下皮和骨了。”

“知道吗，热腾腾的土豆直到今天对我来讲一直都是最温馨的菜，”他说，“一颗土豆即便是在今天，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温馨得如同一张温暖的床，”他说，“如果我用手掰开一颗烧熟的没有削皮的土豆，我的泪水会涌上来。不，那个时候不会涌眼泪，那个时候太饿了。那个时候没有时间让眼睛湿润。土豆吃下去的速度甚至比我看它还要快。我只是在理智被饿得半死的时候看过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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