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为中央接收铺路。

到了10月里，汪精卫自知为日无多，决定留下一篇最后的文章；但已无法书写，只能口述，由陈璧君纪录。

就在这时候，小矶国昭突然来探病，事实上是来”送终”。汪精卫觉得这个机会必须把握；他要把他最大的一个心愿，向这个已在求和的日本首相作最后的”奋斗”。

“首相先生，”他说：“关于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位问题，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满足中国人的愿望，中日之间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你们现在所作的努力，完全是白费气力。”

小矶听了这话，闭上眼作了有两三分钟的考虑，然后睁开眼来，以郑重的语气答说：“我可以负责奉告主席阁下，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位，应该有变更的余地。但是变到什么样子，完全视乎在谈判时，对于解决中日共同利害问题的谈判而定。此刻，我无法作任何预测。”

小矶等于来替汪精卫打了一剂强心针。从”满洲国”成立以来，日本的军部也好，内阁也好，在这个问题上，从没有让过步，即使是9月17日的”御前会议”，对于对华谈和的条件，仍然坚持”满洲国”的”现状不得变更”。可是终于有”改变的余地”了！纵或小矶的话中暗示”改变的余地”极其有限，或者需要中国在另一方面作极大的牺牲，以为交换；但毕竟是一项原则的打破，有了一个起点，就能站住脚，逐步推进，不难达到恢复原状的终极目标。

因此，汪精卫便有了一段比较能自我鼓舞的《最后之心情》。他在题记中说：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西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誉正，交专人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兆铭没后二十年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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