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方案一把火；三颗人头万古冤。”

不争气的就在一个星期以前，长沙发生大火——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主意，如果日军进攻，采取”焦土战术”，烧光长沙再撤退。根据计划，将士兵编成了3人一组的无数”放火队”，如见市内起火，一起对重要目标动手。11月12日那天，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放火队”以为是信号到了，纷纷纵火，事先既无疏导措施，军警之间的联系又不够；大火烧到天亮，长沙成了一座空城。

4天以后蒋委员长由设在南岳的统帅部，到长沙慰问居民，目击心伤，忍不住堕泪；想设一个茶会招待留在长沙的外侨，哪知道连茶叶都买不到。

当然，这件案子是非严办不可的。长沙警备司令，”复兴社”的中坚分子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张治中却不知是何神通，竟得无事。于是出现了抗战其中最有名的一副嵌上”张治中”三字的谐联：“治积何存？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额是：“张皇失措”。

长沙大火案，在当时对民心士气的打击，确是很大，有不少人的内心中，因此而有一个问号，这样愚蠢不负责任的将领带兵，能打胜仗吗？尤其是为此案而特组的高等军法审判庭，”三堂会审”以后，对罪魁祸首的张治中，仅不过由政府方面予以”革职留任，责成善后”的行政处分，令人误以为原来军法中也有”刑不上大夫”的观念，兴起无限的悲愤与失望。

当然，延安趁此机会作了振振有词的抨击。而汪精卫亦资以为口实，大作文章，字里行间起有这样一种意味：“你们看，照这样的情形，还能打；还不该谈和吗？”这种语气，自然是能打动人心的；问题是，即使没有长沙大火案，汪精卫在陈璧君的全力主张之下，脱离重庆另组日本所希望的”新中央政权”，亦已成为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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