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逸梵走了，孙用蕃来了，成为了爱玲的继母。爱玲深受刺激，为此怏怏不乐了许久。她像是不请自来的强盗，生生地挤入她和父亲之间紧密的空间。从此，多了一个“第三者”，多了一个敌人！

其实她比她难。从来后母难做，如同与人做妾，名不正而言不顺，如非必要谁愿为之呢？人心隔肚皮，做得好了，是你的本分，十分贤惠也落不到一分；做得不好，担个虐待的罪名，无端就有一干人等跳出来指责，主持正义，千夫所指无疾而死。胆小怕事的，众人口中夹着尾巴做人；略有些担当的，免不了势急强做虎，个个逼做了柳月娥。

她何尝不是提着一颗心，拎着胆子做人？父亲是孙宝琦，由民国外交部长一路走上总理的宝座，说到底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人情大过天，窘迫的时候，仗着张老脸，上海地界上也不能不卖点小面子。

这样一个人，因是庶出，姨太太所生，又因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癖好，二十三岁了也未许人，只得做了张家的填房。心比天高，身为低卑，她心里也未必就光明堂皇，喜悦明亮。人是命里蜉蝣，不过婉从而已。

但凡爱玲说她一点好，给她一些好脸色，也能让她欢喜。她心血来潮写的《后母的心》，也曾让她感激不尽。可爱玲偏偏是那样一个冷人儿，对人好也不宣诸于口，何况是与她虚与委蛇呢？其实她也想尽力做得好一些，想得也算细致。譬如知道爱玲的身材与自己差不多，就带了许多自己年轻时穿的衣服给爱玲。无论结果如何，她的本意是想和爱玲搞好关系。

从父母大人的角度，爱玲的确不算是一个乖巧讨人喜欢的女孩。她对她的怨恨并非针对她本人，而是对天下所有的继母。她在散文《天才梦》里坦然承认，对父亲再婚恨得咬牙切齿，甚至产生一种迫切的冲动：如果那个女人就在阳台上，一定要把她推下去，一了百了。这样的恶毒和憎恨，也难怪父母对她严苛的管教。而那样的管教，在那个时代似乎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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