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储位为国本所系，宰相不得不言、不得不争，但所争所言，必须一本大公，使天下共见共闻；一涉隐秘，便有操纵的嫌疑，最易获罪于嗣君，亦最易为政敌资为口实。这就是王锡爵所犯的错误。

所谓“巧借王封，转作册立”，诚然是王锡爵的苦心，但外间并不明了。推断将来大位的继承，不归于皇长子即归于皇三子。如果归于皇长子，则依传统，他原该被册立为太子，王锡爵身居宰辅，不能力争，他是不会见他的情的；如果属于皇三子，那就更坏，因为王锡爵的密疏实在是曲护皇长子，基本立场正为抑制皇三子取得帝位，总而言之，王锡爵这个做法，将来会弄得两面不讨好。

当然，王锡爵也想过这些道理，只是想得不够透彻，他以为皇长子将来被立为太子，继统即位，自然会看到他手书的密奏，了解他的苦心。于是李腾芳点醒他说：“揭帖手书，人何由知？异日能使天子出公手书，传示天下乎？”这就是说，即使皇长子继统即位，不翻此案，但如有人攻击，说他建议“并封”的用意在拥立皇三子，嗣君以王锡爵当时不能为他力争，便未见得肯为他出示这些密疏，解释他的苦心。换句话说，王锡爵这个可以“皎然于天下”的证据，扼在别人手里，如果嗣君不肯出示，则追论前罪，足以祸及子孙。

这一下，王锡爵才如梦初醒，痛悔失算，竟至泪下。第二天上疏自劾，请改前议。神宗不允。下一个月再上疏请册立太子，神宗索性下了“俱停封”的诏谕。这一年，王锡爵为此事总计六次上奏，后来争得了一个皇长子于下一年“出阁讲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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