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是谈到中原寇乱，熊文灿拍桌大骂庸臣误国，慷慨自言：“如果是我去，何致使鼠辈横行？”那太监一听他这话，大为兴奋，站起来说道：“老实奉告，我不是往广西采办什么，而是奉旨来考察熊先生的情形。我公真是才大如海，非我公不足以办贼！”

熊文灿做梦也想不到有此一着，大悔失言，酒也醒了，于是说了剿治流寇的“五难四不可”，其中主要的“难”处是要重兵、要巨饷，作为遁词。

那太监同样也是做梦都想不到熊文灿根本不肯离开岭南到中原去剿匪，只当他说的都是真话，当时拍胸脯担保：“不要紧，见了皇上，我替你力请。只要皇上肯允许你的要求，你就不必再辞了。”

弄巧成拙，事情搞成僵局，熊文灿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太监回京，果然照他所说，奏报思宗。这时有个湖北蕲水人叫姚明慕，与熊文灿是亲戚，跟杨嗣昌也是好朋友；他是东宫的官属，宫内的消息很灵通，晓得了这件事，便劝杨嗣昌保荐熊文灿，说熊有“内援”，保荐了他，不但先意承旨，可得皇上的欣赏，且将来可结熊文灿为奥援。杨嗣昌采纳了他的建议，一荐就准，于是熊文灿以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的官衔“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

受命以后，熊文灿即请调左良玉一军归属节制，另募粤军及“乌蛮”精于火器者一两千人作为亲军，弓刀甲胄，‎‍‎‌‍色‎‌‍‎色‍‌‍‎整齐，军容甚壮。经过庐山，他去看一个法名空隐的和尚，两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僧：“公误矣！”（熊文灿屏人问故。）

僧：“公自度能制贼死命乎？”

熊：“不能。”

僧：“诸将有可属大事、不烦指挥而定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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