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蕉亭杂记》又记：

慈圣以袁君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乱犯上之事，诿之党人，并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

由此看来，荣禄制造此一借口，竟是连慈禧太后也瞒过了。所以如说有此赐袁密诏，应该是出于荣禄的伪造。

黄彰健认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意谓政变是预定的计划。其主要的论据，基于荣禄在八月初五并未进京，所以慈禧太后此时尚未得悉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否则，八月初六不会仅捉拿康有为一个人。他认为袁世凯告密的详情，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八方始获悉，于是而有八月初九的逮捕“六君子”及张荫桓。我以为这是不曾深究慈禧太后的心理的说法。

从光绪亲政开始，慈禧太后一直希望她的地位有如内禅后的乾隆。易言之，即是希望光绪如接位后的嘉庆。一方面光绪先意承志，大政及用人，不违背她的意思；一方面能容她在颐和园中优游自在，好好享几年福。是故，只要光绪能如嘉庆，她是绝不愿放弃排云殿前的湖光山色，每天一大早来召见军机的。

至于对光绪，她一手抚养长大，对于光绪荏弱忠厚的本性，知之甚稔，她相信光绪绝不会做出什么悖逆的行为，这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她料准了光绪不敢。至于后来常指责光绪不孝，是她为了把持大政，不得不然的说法。

但是，慈禧对光绪，有一防范极严的顾虑，就是怕有人“教坏”了他。第一个引起她警惕的是珍妃。文廷式大考第一，卷子发下来时交代名次：“第一不动，其余皆可动。”此为光绪明知自己的做法不对，而还是要做的明证，亦即明知珍妃的话不能听，而还是要听的明证。这就不仅“教坏”，直是蛊惑了，所以慈禧非去之不可。而“教坏”珍妃的，又是文廷式，因而亦非被逐，并永不录用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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