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教授文史数十年。单在大学本科所授的史学课程便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亚洲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等十余种之多。在教学期中，个人对美日各时期所用各种教科书，总嫌其不合己意。有时竟随教随评之——纵是近年所用最权威的著作《剑桥中国史》，亦无例外。这种既教之、复批之的论学方式，在科举考试中，可能就构成“骂题”之谬说。伹为学若有主见，不愿人云亦云，实自觉亦无可厚非也。加以学生以及知友，亦每多好之者，这往往就是鼓励了。以致乐此不疲者数十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纵是全校必修科如“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校中当权派虽强力干扰，务期统一教学，余亦每以补注方式，增抒己见。虽每犯众怒，而终不盲从也。至于自授各课，讲义则多自编：“教科书”就是附庸了。如此数十年，初不意讲义及所编之参考史料，装于纸箱中竟意高与身齐也。

前年自海外教学岗位自动申请退休之后，海内外华裔学界及新闻媒体中之老友，每每邀请参加学术会议，或为时论索稿，乃自从校中搬回家中之英文旧讲稿及积存史料中，编译之以应宠召。初则偶一为之，不意为时既久，听众与读者之间，颇不乏同调。各方口询、函嘱，鼓励尤多。因此使一得之愚，颇思废物利用，将数十年积稿，稍加分类回译，列出系统，以就教于学术界之同行，及一般严肃的听众与读者。

笔者不敏，学无专长，加以流落异域数十年，打工啖饭，颠沛流离，一言难尽。然。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对数十年之所学，与殚精竭虑之思考，亦不敢过分妄自菲薄。以故在退休之后，尚思对旧稿稍作董理——古人有《日知录》、有《二十二史札记》等名作之遗规；笔者愚拙，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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