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治“当代民国史”的史学工作者，落笔的先决条件应该是对“传统帝国史”（尤其是晚清这一段）有个本质上的了解。因为“民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帝国”慢慢地转变过来的。帝国是父，民国是子。不知其父，焉知其子呢？

再者，帝国和民国的关系还不是生理学上鸡和蛋的突变关系；不是一只帝制的鸡，忽然生下一个民治的蛋来。它二者的关系，却是蚕之与蛾的关系——在本质上，在制度上是一种抽丝剥茧的蜕变关系。两朝嬗递、藕断丝连，是不可以一刀两断的。

就以九〇年代大陆和台湾的现状来说吧：时至今日，大陆上的政治制度，可以说还是蛹在茧中、去古未远。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大陆上的问题，正是这个“秦制度”无法摆脱的问题。这也是一种苏联式的“革命后”（post-revolution）方向失落而回归专制的问题。

台湾的现状呢？它这只民主白蛾是破茧起飞了。可是飞蛾都有其扑火的本性。误把烈焰当光明，万一飞翔失控，扑火自焚，也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宝岛今日的情况，从历史中找前例，似颇近乎德意志第三共和时期。德国当年由于仇恨加暴力曾引发过一种“排犹运动”（anti-Semitism）。国人把复兴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难和国内外的不平现象，都迁怒到一个少数民族头上；造成一种山雨欲来的“革命前”（pre-revolution）有“恐怖主义”（terrorism）倾向的群众情绪。这种情绪最容易升级。如不能适时加以抑制，以防患于未然，其前景也是未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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