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陕西大饥，饿殍枕藉，出生在延安安塞县马家沟的湖广兵备道马懋才奉命入陕调查，见故乡吃人的惨景，于是将沿途见闻写成《备陈大饥疏》，五月十八日上报灾情：臣乡延安府，去年全年无雨，草木枯焦，民争采山间蓬草为食。蓬草尽，则剥树皮而食。树皮尽，则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饥民相聚为“盗”，与其坐等饥死，不如为“盗”而死。又烧人骨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者，而食人之人，不数日即面目赤肿，燥热而死。于是，死枕藉，臭气薰天，安塞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不及掩埋者，又不知还有多少？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百姓又安得不相牵而为“盗”。而庆阳、延安以北，饥荒更甚。

三水王二、王大梁二人为了活命揭竿而起，虽先后牺牲，但继起者日众。崇祯二年闰四月初八日，起义军七千余人攻三水，游击高从龙败死，官兵被伤者二千余人。

或许现在的大明官员并没有将这些事情放在眼里，但是李悠知道这是比建奴更加严重的问题，十多年后从陕西走出来的义军首领李自成杀入京城，崇祯皇帝吊在了煤山的歪脖子树上，文武百官被李自成抓起来拷饷，大明就此失去了号令天下的地位。

所以如今既然来了山西，距离陕西近在咫尺，那么无论如何也该过去看看，山西之所以流民四起可谓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小冰河期的到来导致陕西连年大旱，谷物欠收，但如果只是这些只需要朝廷从其他地方调来粮食救济，也不会造成日后如此眼中的后果。

可是大明延续至今已经两百六十多年了，朝廷早已腐败不堪，已经无法担负起救济灾民的重任，再加上建奴作乱辽饷一加再加；按道理说江南乃是富庶之地，辽饷应该有他们承担大头，可是由于江南文风鼎盛，历年录取的进士中有半数以上出自江南，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将辽饷丢给了本就贫苦不堪的西北，辽饷一加再加，百姓逐渐不支，到了后来甚至一亩地的产出还不够缴纳加饷的，西北的百姓除了造反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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