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扩大反击规模的问题上，刘诚志坚决反对，认为已经取得的胜利已经足以让美国当局做出撤兵决定，而且北京受到的威胁已经大大降低，没有必要继续冒险，毕竟东北军已经鏖战数月，各参战部队都已疲惫不堪，是时候让部队停下来休息了。

问题是，罗耀武的态度更加坚决，认为这正是将胜利最大化的关键时刻。

这个时候，陈必时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从主观上讲，陈必时也认为，在反击目的已经达到的情况下，应该稳中求胜，而不是险中求胜，没有必要再走冒险路线，但是理智告诉他，在这场反击战中，罗耀武做出的每一个决策都是正确的，没有犯任何错误。即便从天津会战算起，罗耀武的所有战术与战役决策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不然东北军也无法取得战略上的重大胜利。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反对罗耀武的决定呢？

万幸的是，刘诚志并不是一个权力欲望非常重的统帅，而且从一开始，他就很少干预罗耀武与陈必时的前线指挥工作，所以在陈必时表明态度，认为值得试一下之后，他也就没再反对罗耀武的战术决策。

只是在扩大方向上，罗耀武与陈必时仍然存在分歧。

以当时的情况，陈必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巩固北京的战略安全，因此认为应该集中兵力打击美日联军的C集团军，解除蓟县与香河受到的威胁，如果能够借此歼灭部分美军，那就再好不过了。

显然，陈必时仍然是从稳重出发。

果真如此的话，东北军在蓟县与香河的反击行动，最多只能做到击溃C集团军，很难找到围歼美日联军的机会。从打击美日联军的作战能力，特别是美国的战斗意志来看，意义并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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