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约写一篇稿子，想谈一谈七十年代人的矫情，我却不知谈些什么好，据说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是矫情的始作俑者，依我看，矫情更像是一种性格而不是社会风气，至于矫情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这倒很难说得清楚，有时候我觉得无非就是一种特主观的个人感受，当你觉得别人矫情的时候，往往你正处在矫情的另一端。

矫情中暗藏着一些私人性质的体验，按照常人的理解，一个人喜欢罗大佑无可厚非，但

要是喜欢得非要坐飞机到上海去听罗大佑个人音乐会，就是喜欢得有点过分，那就是矫情了，比矫情更叫人看不上的是狂热，人们同狂热的人是无法争论的，因为他们懂得狂热是无道理可说的，但他们竟傻到认为矫情是能说一说的，这就叫我有点无法理解，事实上，与别人争论别人的爱好毫无意义，一个人喜欢红色，另一个人喜欢蓝色，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二○○二年，各种报纸杂志用了一年的时间来谈论小资，春上村树、咖啡、红酒之类的东西纷纷进入话题范围，直到二○○三年出现一本小资手册，把英国作家乔伊斯也纳入小资范围，一下子，在我眼里，小资这个词语便成为人们生活中所有事物的代名词，连乔伊斯都小资了，还有什么不可能成为小资的呢?在我看来，这才是一种愚蠢的矫情，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愚蠢，然后才谈得到其他，事实上，读过乔伊斯的人少得可怜，这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少得可怜的印刷量上就可看得出来，即使是受过正经文学训练的人也很难读懂它，这样一本书，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庞大人群的明显标志呢?

我认为七十年代人是一个率先迈向健康的人群，这一群人首先意味着经历过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富的社会时期，在此之前的人受着贫穷的折磨以及精神生活的极端压抑，之后的人对传统缺乏基本的认识，过分地自以为是，而社会从什么都没有，飞速地向物质社会转型，转型后的社会以个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论成败，精神生活被娱乐所取代，而七十年代人多多少少受到过一点精神生活的吸引，至少，弗洛依德、萨特、海德格尔、福柯曾成为七十年代人的时髦话题，要知道，想谈论那些话题，就需要有一点相关的知识与对思想的好奇心，往后看，成为时髦话题的就只有漫画、明星、旅游、汽车和时尚家居，在七十年代的人看来，成功还是人们生活中众多内容中的一个，对于成功还存在道德上的某种考虑，而八十年代，道德顾忌彻底地消失了，成功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而那梦想的内容只有一个单调的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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