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心仍旧战栗

1987年我到德国后曾在柏林生活了三年。当时柏林还是一座有一堵“移动的”墙的城市。有些日子这堵墙就立在街的尽头，而在另一些日子它又不在那里了。我深信：那墙由生活在不毛之地的动物驮在背上游走。兔子和乌鸦，这些被射杀的动物就像枪管一样令我感到恐惧。墙消失了，被射杀的动物逃到乡下去了。可能它们逃亡时心也怦怦地跳，就像此前许多遭追杀者那样。当时正值严冬，墙的后方一片荒凉犹如不毛之地。

外国人，这个词直截了当，它既中立同时又有倾向性，就像说出这个词的每个嗓音的声调所表露的那样。不同的人嘴中说出的这个词会有截然相反的意思，人们使用它的意图也各不相同。即使是按其中立性来使用它，它也指所有被这么称呼的人。它是个集合词，指的是那些从别处来到这个国家的单个的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尽管他们在自己国家所受到的威胁和所遭受的贫困是千篇一律的。如果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他的生平经历就是他最稳固同时又是最脆弱的财富。作为陌生人他寻找的补偿则是他的国家从未给过他的或是早就从他那儿剥夺走的。

德国人，即使是出于好意，也不能称自己是外国人。施特菲·格拉芙和鲍里斯·贝克尔前一阵说过：我是外国人。在德国他们不是外国人。在他们是外国人的地方，在粉丝的关注下他们把小小的网球打过网。他们是众人瞩目的中心，比赛过后不久他们就打道回府了。在他们是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享受着特权。获得名次登上领奖台与在难民登记簿中的登记号根本不具可比性。所以名人的好意就走了味，变成了调侃。对外他们代表德国，与其说是代表政体国家，不如说是代表民族国家。他们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因为民族国家并不强迫他们非赢不可，即使输了，他们在政体国家面前也不用害怕。这一点使他们有别于来自独裁国家的运动员，后者接受的是伪政治任务，甚至要在真公安监视下呕心沥血。他们的身体属于国家，每个独裁政权都在运动员中唤起求胜意识，让他们充当外交政策领域的战士。这样每次失败都被咒骂为未能成功地完成国家所交给的任务，而每次胜利都被当做成功地完成国家所交给的任务来庆祝，也就是说在政治层面上被滥用。在罗马尼亚是这样，在民主德国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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