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将重新出现的纳粹狂热称作青年抗议。他们把这个词扭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因为年轻的纳粹分子呼吁的不是社会或政治方面的改进，他们喊出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口号。他们以优秀种族的名义行拦路抢劫之事。他们追逐和杀害别人并不能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是事出有因的。在外国人和有辱种族形象的德国人（因为他们无家可归、搞同性恋或是有残障）那里搞暗杀、放火以及斗殴，这不能被称为青年抗议。

但就连批判性的——即那些人们根据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模式用来形容德国人特点的——相关词汇也已僵化成意识形态了。因此这些特点——在一种尚未寻找就已经终结了的逻辑下——就被牵强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模式竭力宣称，每个具体的德国人无论在何时作为可供使用的行为规范都不外乎希特勒治下其民族的残暴行径。即使是双目圆睁地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批判性地审视，在严格拒绝国家社会主义的同时有人却像国家社会主义本身一样，宿命地认为个人不过是整个“民族性”的组成部分。有关德意志民族特点的模式仅仅是从国家社会主义那里抄袭来的，这种模式觉得能够自圆其说，但临摹法西斯主义自然是行不通的。区别对待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会打破模式。模式是想保持封闭的，它让每个重复者都能获得发明者的满足感。最糟糕的是：这种模式令人着魔，其自信达到了躁狂程度。它霸占着话语权，并阻止人们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不确定地——试图换一个视角看问题。

然而社会，或者说被我们称为社会的，因为没有更贴切的词，也就是人却是活的。他们每天都说话，在两种分歧的意见间穿梭，即处于中间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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