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瑛从本子上移开视线，抬起头，目光所及是满柜的遗物。

那年严曼猝然离世，他们在她办公室里找到大量抗抑郁处方药，结合她那段时间郁郁寡欢的表现，都认为她可能是受药物影响做出了不明智的选择。

事发现场是新希新建的办公楼，当时连大楼环形走廊上的围栏都没来得及装，楼里自然不可能有人办公，因此事发时一个目击者也没有。

那段时间严曼的婚姻也岌岌可危，生活仿佛被各种复面能量围困，加上事故现场的勘验结果也没有显示出他杀迹象，报道中对真相的猜测就更倾向于自杀。

宗瑛合上本子，将它放回原处。

事情过去了十几年，曾经的蛛丝马迹早在漫长岁月中被冲刷得所剩无几，已很难再回头探寻真相，但有一点宗瑛能够确信，严曼的离开原因不该是自杀。

她一向坚韧努力，对学术负责，对工作负责，对孩子负责，不会无端地一言不吭就挥别人世。

当年那些对她“轻生、不负责任”的指责，那些毫无意义的可惜与假惺惺的同情，那些在她死后关乎遗产的争夺嘴脸，都曾清晰烙在宗瑛的年少时光里。

那时的宗瑛沮丧又厌恶，却无力离开。

外婆遭受沉痛打击一病不起，由小舅舅接出国休养，而她只能留在这里，形单影只地度过一天又一天，板着脸寡言少语地活到现在，宗瑛甚至记不起小时候的笑颜。

玻璃柜门上浅浅印出她的脸——寡淡的、不生动的一张脸。

她试图撑起两边唇角来表达笑意，却是不熟练的僵硬，最后只能放弃。

宗瑛尽力平息心中翻起的骇浪，在满目母亲遗物中为外婆翻找一册薄薄通讯录。

外婆出生于淳安古城，家里兄弟姊妹早早地各奔东西讨生活，此后一别多年再难相见，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二，又恰逢严曼去世，就再没有联系。那时候留下来的电话号码，或许早已变更易主，其实就算找到通讯簿也未必能寻到故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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